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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是《论语》的第一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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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是《论语》的第一主编


              曾祥芹

摘要:《论语》是孔子亲授弟子和再传弟子经过分头记录、合作汇编和定稿成书三个阶段集体编纂的。从对孔子思想的领悟、对孔子形象的捍卫和对孔子儒学的传承三方面看,曾子是《论语》的第一主编,子思是《论语》的第二主编。

   关键词:《论语》主编;曾子;子思;儒学传承

《论语》的编纂者有哪些人,长期争论不休。据考辨,大约有“七说”:

    一是“孔子亲定”说。清代廖燕曰:“余谓此书为大圣人经天纬地之文,岂他人可能代笔者耶?即篇中诸贤论说,亦皆孑L子笔削之词。或群弟子有言从而附益其间,要当以孔子为正。”(《二十七松堂集》卷七《杂著》)李土恭也说:“尝疑《论语》多属圣手亲定。”(《评乙古文》)

   二是“孔子弟子编定”说。有的认为“出于众弟子之手”。汉代刘向曰:“《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论语集解序》)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论衡·正说篇》)有的认为“出自个别弟子之手”。东汉郑玄曰:《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论语序》)

   三是“孔子门人编纂”说。汉代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唐代柳宗元说:“‘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曾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论语辨》)

四是“文景博士编定”说。现代赵贞信说:“《论语》的编成早不得在文帝前,晚不会在武帝时,大约在文、景之间,而编纂人应是当时任博士职的齐、鲁大师。”(<论语>究竟是谁编纂的》)

   五是“出自邹鲁之士之手”说。当代单承彬认为:“从今本《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及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看,《论语》与这些文献在材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论语源流考述》)

   六是“出自后儒之手”说。清儒崔述认为:“《论语》是孔子既殁数十年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后儒辑之以成书,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伪书通考》)

   七是“子思最后主编成书”说。当代唐明贵认为:“以上六说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缺陷”:孔子亲定说“是不理智的产物,他们忽略了《论语》中关于孔子死后诸多事情的记载以及其中多处称弟子为‘子’的事实”;孔子弟子编定说“未言及再传弟子的作用”;孔子门人编纂说“排除了弟子在《论语》编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景博士编定说“没有言及《古论语》”;出于邹鲁之士之手说“否定了其中个别弟子门人的突出作用”;出自后儒之手说“将最后编辑成书的重任落在身份不明的后儒身上,似太过宽泛”。由此断定:“《论语》的编纂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成书时间上限不可能早于公元前429年”(鲁悼公卒年),其“成书时间下限在公元前402年”(孔亻及  卒年)。子思“以孔子嫡孙的身份,召集孔子的再传弟子,以残缺的孔子文集为底本,通过汇集孔子的再传弟子记录的孔子弟子的口传亲授,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其理由有四条:①《论语》结集者当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②结集《论语》的再传弟子肯定是曾子之门人;③子思是曾门弟子中之佼佼者;④《中庸》与《论语》思想多相合。[1](《论语学史》第4968)这个判断是《论语》作者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很有说服力。

   然而,“《论语》由子思最后主持编纂成书”说仍难以作为封顶的最后定论。笔者在此基础上还想提出第八种“《论语》为曾子、子思主编”说。

   肯定“子思为《论语》的最后主编”仍不够全面,还应肯定“曾子是《论语》的第一主编”。其理由至少有以下六条:

   ①《论语》是孔子的“话语作品”,不能说是孔子的“文字作品”。孔子是《论语》中的核心人物,无论“子曰”或某“弟子曰”,其内容都是直接间接地传述孔子有关政治、道德、教育、天命等方面的思想。以《论语》为主要依据去研究孔子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说《论语》为孔子“笔削”或“亲定”,不合历史事实。孔子曾经删定《诗》、《书》,编修《春秋》,然而没有编撰审订过《论语》。大批文献证明《论语》是孔子死后数十年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以及后儒逐渐编辑加工而成书的。《论语》只能视为孔子的“话语作品”,即当时在周游列国的流动杏坛上的课堂口授。中外“孔子学院”有的把《论语》看成孔子的“文字作品”,那是错误的。不区分“话语作品”和“文字作品”(文章作品和文学作品),不懂得动态的“言语作品”有“一语双文”的“三分法”,是语文知识落后的表现。[2)曾子说:“言为文章。”(《曾子制言中》)[3]明确地告诉我们,有形无声的“文章”是由有声无形的“话语”演变过来的。在不会录音的古代,转瞬即逝的“话语作品”一旦失去书

面言语的物质载体,就难以实现跨越时空的传播。作为文字作品的《论语》应该说是孔门弟子和曾门弟子经过几十年努力逐步编纂定稿成书的。

   ②《论语》首先是孔子亲授弟子集体编纂的,不宜掐头露尾地说“其结集者当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承认《论语》的编纂是一个历史过程,就该承认《论语》的结集可分“孔子亲授弟子分头记录”、“孔子亲授弟子合作汇编”和“孔子再传弟子定稿成书”三个阶段。在《论语》的后期定稿成书阶

段,孔子的再传弟子孔亻及  等起了主要作用,可以成立;在《论语》的前期分头记录和中期合作汇编阶段,孔子的亲授弟子也应该说起了主要作用。前面引述刘歆、刘向、王充的话,还有赵歧的话“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题解》)善于言辞的子贡、宰予在《论语》中各自出现38次、5次,编《论语》也该有他们的份儿。以上都在肯定《论语》由孔子亲授弟子集体编纂。

   ③《论语》编书的时间上限断言“不可能早于公元前429年”(鲁悼公卒年)未免太晚、失当。“合作汇编”期应再提前到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开始分派的儒学正宗争夺期;“分头记录”期甚至可以说在仲由、颜回、曾子等三批学生师从孔子期间就开始进行了。《论语》从“分头记录”到“合作汇编”再到“定稿成书”的编纂三阶段,其言语结构经历了从“章句”

到“文篇”再到“书本”的由分散到整合的演进过程。最初,孔子生前“弟子各有所记”,多为心记,少为笔记。如孔子答“子张问行”的话:“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轴之邦行矣。……”“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就是笔记的铁证。那时,曾子在师从孔子的十年学习期间(17岁到27)也可能把孔子的言行像子张那样记在衣带上。后来《论语》中《里仁》、《泰伯》、《颜渊》、《宪问》、《卫灵公》、《子张》等篇中有关曾子的话完全可能来自“吾闻诸夫子”的记录或回忆。要说明的是,孔门弟子前期的“分头记录”还停留在“章句”形态。到“合作汇编”的中期,就上升到“文篇”形态并向“书本”形态过渡。王充《论衡?正说》写道:“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初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从原来的“数十百篇”简缩到后来的《古论语》21篇、《齐论语》22篇、《鲁论语》20篇,为了不与《六经》重复,保持“雅言”的精炼,力求真实、典型,显然经历了长时间的筛选。今本《论语》前十篇与后十篇在用语、称谓和篇幅上都存在差异。如孔子前十篇一般称“子”,后十篇多称“孔子”。崔述认为:“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时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这表明前十篇以孔子亲授弟子为主进行编纂,处于组“文篇”变“书本”的过渡中期;后十篇以孔子再传弟子为主进行编纂,进入组“文篇”成“书本”的定稿后期。由于史料仍然不足,《论语》结集难以确定具体的编写年代,只能大致确定其开始编书的时间上限和最后成书的时间下限。严格讲,自觉的编书行动应该从孔子去世(公元前479)以后弟子们讨论如何适应儒学传承需要才开始;鉴于子思的《礼记?坊记》是引用《论语》文句的最早文献,可见在子思卒年(公元前402)以前,《论语》已经成书,所以《论语》成书的时间下限定在公元前402年前比定在公元前429年更妥当。至于上限与下限之间究竟是20多年?还是近百年间?容许继续争辩。

   ④在《论语》“合作汇编”阶段,孔子亲授弟子中应有一个或几个策划和领衔的主编,《论语》的第一主编就是在儒学传承竞争中“独得其宗”的曾子。由笼统的“集体编纂”进而寻找具体的领头人,前人有不同说法。汉代郑玄《论语序》中说:《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

语》。”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故此书独二子以子称。”,(此言不大准确,一来《论语》不单成于孔子再传弟子之手,二来《论语》中对孔门亲授弟子闵子、冉子在个别地方也称“子”。)这些说明,《论语》合作汇编阶段的孔门亲授弟子群主要是“德行”

和“文学”两科的高徒,领纂者有仲弓、有子、子夏、子游、曾子、子张等多人。但是,康有为《论语注序》有力驳斥了郑玄的说法:“《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弟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则不然。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启手足事,盖出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长于曾子,而曾子最长寿,年九十余。安有仲弓、游、夏所辑而‘子’曾子,且代曾门记其启手足耶![4)

为何说曾子堪称《论语》的“第一主编”呢?先从孔门弟子之间的关系看,与师兄仲弓比,仲弓虽然德行高,“可使南面”(《雍也》),但他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仅7次,比曾子(15)少,内容份量较轻。与师兄子夏、子游比,子夏、子游二位虽然擅长文学(著《诗序》),在《论语》中分别出现21次、8次,但被批评为“贱儒”,其学界影响不及曾子。与师弟子张比,子张虽然在《论语》中出现18次,但“师也辟(偏激)”,“难与并为仁”(《子张》)。最典型的是与师兄有子相比,《论语》中的《学而》和《颜渊》篇记载有若四段话,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论“仁、孝、悌、礼、信”和“富民”,深识孔学真谛,颇有威望,早已立派,难怪《论语》中尊称有子、曾子为“子”。更难怪《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崇圣”的争论:“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浩浩乎不可尚已!”’这是一场选拔“宗师”的非同小可的思想斗争!孔子后学分化立派,早从战国前期有子、曾子就开始了。子夏、子张、子游等拥立有子为孔子接班人,“强曾子”认可,正表明曾子传播孔学在社会上已很有影响;子夏等认为,只要曾子同意,就可以确立有子为孔门正统。但他们没有想到,以“谦谦君子”闻名的曾子在师兄师弟面前力排众议,不顾面子,否定“有若似圣人”,坚决捍卫孔子洁白无暇、人格高大、不可企及的光辉形象。曾子不是争个人名分,而是在维护孔子儒学传承的正宗地位,真是“临大节而不可夺”(《泰伯》)!对孔子崇高形象的坚决捍卫,对孔子思想的深刻领悟,对儒学传承的突出贡献,三者恰是《论语》主编的资格论证。

⑤从孔子与曾子的师徒关系看,曾子既是孔子在颜回夭折后评价最高、传道最“信”的一位大弟子,又是孔门众徒中对师父最敬、对儒学最“忠”的一位核心弟子。孔子刚接受曾点的儿子为徒时,起初有“参也鲁”(《先进》)的印象,通过对他刻苦学习的考察,终于赞扬说:“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也中夫四德者矣哉!(《曾子·子思子》)正因为曾参是具有“四德之人”,孔子临终托孤,把孙子孔假交给曾参培养,目的是让孔子儒学代代相传下去,足见其信赖程度!然而学者钱宁却说:“当年,唯一能理解孔子的是,大概只有颜回。”[5)(《新论语》第7)此话差矣!虽然颜回说过,夫子之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但这是空泛赞语,究竟高深何在?前后咋联?语焉未详。恰是曾子一语道破孔学的真谛:“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十二》)从“忠”(尽心竭力)和“恕”(推己及人)内外两方面将孔子的“仁”贯穿起来。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比颜回的安贫乐道,“三月不违仁”更胜一筹。

又有不少学者认为,曾子向来谦虚,《论语》中出现15次“曾子曰”,正表明《论语》是曾门弟子主编,而不会是曾子本人主编。据此否定曾子主编《论语》的作用,也难以成立。先秦扣两汉的著述,作者自亮其名早成通例。《孟子》2014年“华夏闽读论坛”特稿一书亮出“孟子曰”;《墨子》一书亮出“子墨子曰”;《史记》一书亮出“太史公曰”。《论语》一书亮出“曾子曰”,不单是曾门弟子对恩师的高度尊重,而且是第一主编曾子的个性张扬。更何况作为中期、后期主编的曾子和子思,对子路、仲弓、冉求、事我、颜回、子贡、樊须、曾皙、公西赤、有子、子夏、子游和子张等都做了客观的表述,思想包容性很强,显示了集体编纂的团队意识。

   ⑥从曾子与子思的师徒关系看,把曾子列为《论语》的第一主编,把子思列为《论语》的第二主编,完全符合儒家思想传承的情理。在《韩非子?显学》中曾有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作为荀子高徒的法家韩非子,处在战国后期,从“显学”角度列出的“儒家八派”,颠倒了“八强”的历史顺序(“孟氏之儒”不宜排第四),尤其是不提“曾氏之儒”,很不公平,很不公正!它掐断了“子思之儒”、“乐正氏之儒”和“孟氏之儒”的思想来源,上博楚简中以《曾子》命名的佚集证实确有“曾子之儒”。如果将《论语》与《中庸》、与《礼记》、与《孟子》几本书互文对读,就会发现曾子与子思、与乐正子春、与孟子在学术观点上的师承关系:例如,《论语·里仁》:“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民鲜能久矣。”《论语·泰伯》: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中庸》: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上面三对例句多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类似的《论语》有14章,《中庸》有16章,彼此观点相合。又如,《曾子制言中》说:“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子思《表记》说:“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於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於仁,尊而不亲。”彼此“仁义”联用。这些例证均体现了“孔子→曾子→子思子→一子”的思想传承关系。韩愈《送王秀才序》中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所以,从子思对曾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看,尊曾子为《论语》的第一主编,定子思为《论语》的第二主编,完全符合学术师承的历史事实。

   总之.判定《论语》为曾子、子思主编,既兼顾了孔门亲授弟子和冉传弟子在合作编纂中期、后期的群体作用,又突出了前后主编的领纂功勋,还反映了长期加工的历史过程,更彰显了儒学思想发展的传承关系。

参考文献:

[1]唐明贵.论语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曾祥芹.语文教育学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lO

[3)沈效敏.曾子.[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4)康有为.论语注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钱宁.新论语.[M).北京:三联书店,2012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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